皮名舉的博找九宮格士論文–文史–中國作家網
汪曾祺在他那篇回想東北聯年夜生涯的有名文章中提到過一個風趣的細節：他在“西洋通史”課上提交了一張規則的馬其頓國輿圖作為功課，教員看后批了兩行字：“旁邊之輿圖美術價值甚高，迷信價值全無。”何兆武在《上學記》中也回想了在“西洋近代史”課上，任課教員請求選課先生一個學年畫十二張歐洲政治輿圖，以便在短時光內敏捷熟習歐洲國度的政治區劃。兩位文明名人配合提到的這位請求畫輿圖的教員，就是平易近國時代從事西洋近古代史研討的主要學者皮名舉（一九〇七至一九五九）。他已經在北京年夜學、東北結合年夜學、湖南年夜學等名校傳授西洋史課程，深受先生接待，與主講中國史課程的錢穆并稱為“錢皮”。可是古人對皮名舉在西洋史方面的學術成績追蹤關心甚少，這與皮名舉的學術位置極不相當。皮名舉早年留學哈佛年夜學，并以一篇交際史論文《膠州灣租借：一項基于交際和帝國主義的研討》（The Leasing of Kiao chow: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mperialism）取得哈佛年夜學博士學位，奠基了他之后研討與講授的主要基本。
一、皮名舉博士論文的重要內在的事務
皮名舉的博士論文選擇晚清史上的交際事務——膠州灣租借事務——為研討對象，完成于一九三五年。這是晚清時代中國交際範疇的一次要害性事務，前承清當局甲午戰勝，后啟列強瓜分中國的怒潮，中國的平易近族危機從此到達了絕後的水平。此外，膠州灣事務對中國的外交也發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孔祥吉所言：“自此以后，中國同本國之爭，開新與保守之爭，帝黨與后黨之爭周全睜開，相互激蕩，中國社會外部的變更加劇，連續不斷地演變出了戊戌維新、庚子事務、清末立憲，以及招致清王朝垮臺的辛亥反動。”
皮名舉在序文中指出，他對膠州灣事務的研討重點是“德國殖平易近政策的成長、遠東的國際政治，以及中國的對外關系史”，涵蓋了從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鬥停止后德國預備在中國取得一個水兵基地，到一八九八年三月德國正式簽約租借膠州灣這兩年多兩國的交際交涉。
皮名舉起首追溯了德國遠東殖平易近政策的成長經過歷程。早在十九世紀六十年月，提出“絲綢之路”這一概念的德國有名地輿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von Richthofen）“一八六九年時在山東省觀光了三個月（三月至蒲月），并且認識到了膠州灣的主要性和山東省的豐盛資本”。跟著李希霍芬的五卷本《中國——切身觀光的結果和以之為根據的研討》的出書，書中專門提到的膠州灣從此進進了德國殖平易近者的視野。十九世紀九十年月后，德皇威廉二世慢慢擯棄了俾斯麥時代穩健的“年夜陸政策”，開端履行積極向海內擴大的“世界政策”。在這種交際政策改變的影響之下，德國正式追求在遠東樹立基地，以保護帝國的莊嚴，并維護商人的好處。德國在中日甲午戰鬥后倒向俄國，與其一路干預japan(日本)對遼東半島的侵占，這就是有名的俄、德、法三國干預還遼事務。在皮名舉看來，招致德國在遠東采取與俄一起配合的政策，除了其歐洲人的種族主義態度外，試圖“在遠東取得基地”是最主要的原因。德國盼望中國在光復遼東半島之后，可以或許悵然支撐德國取得基地的訴求。
皮名舉隨后在博士論文中先容了中德兩國繚繞膠州灣題目的交涉和德國強占膠州灣的全經過歷程。從一八九五年十月到一八九七年仲春，德國一向在停止戰爭取得基地的盡力，可是總理衙門幾回再三謝絕了德國的請求，這迫使德國終極廢棄了戰爭會談政策，轉而采取“先占領，再會談”的強硬政策。有人批駁中國當局的對德政策不敷機動，假如早點知足德國人的請求，也許就不會產生強占膠州灣的事務。可是皮名舉以為，中國當局的政策總體上是對的的，假如貿然承諾德國人，會招致其他列強提出類似的請求，中國實力的衰弱才是德國采取強硬政策的最基礎緣由。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兩名德國上帝教布道士在山工具南部的巨野縣被殺，史稱“巨野教案”。教案產生后，清當局立即采取舉動速結教案，并盼望在俄國的輔助下相安無事。可德國想應用教案高文文章，并不善罷甘休，于十一月十四日正式占領膠州灣。隨后，兩國停止了三個多月的會談。清當局為了換取德國撤軍做出了一系列交際盡力，但均告掉敗，最后只能知足德國人的所有的請求。德國在會談中應用撤軍這張王牌來威脅中國，不只勝利租借了膠州灣，並且在山東取得了良多鐵路和礦山方面的特權。德國終于在遠東取得了一個主要的計謀據點，完成了多年的愿看。
在皮名舉看來，膠州灣事務曾經不只是中德兩國之間的交涉，仍是那時世界幾年夜列強的國際博弈，所以他在博士論文中還重點切磋了膠州灣事務后俄、英、法、美、日等其他列強的反映。中日甲午戰鬥使遠東地域成為列強的角力場，且遵守歐洲的權勢平衡準繩。德國占領膠州灣起首遭到了俄國的激烈否決，並且惹起了英國和japan(日本)的疑慮。可是跟著俄國占領旅順，不只俄國在西南的好處獲得了知足，並且俄、德之間的制衡也使英、日的疑慮獲得打消，這使德國停息了各個列強對強占膠州灣的否決。德國處置膠州灣事務的交際政策很是機動，對其他列強又打又拉，完成了本身在遠東好處的最年夜化。膠州灣事務也對列強在遠東地域的分化組合發生了主要的影響：俄、法同盟獲得了進一個步驟穩固；英國覺得在遠東必需要有穩固的盟友，于是提出了中、日、英三國聯盟的假想，成為之后英、日聯盟的雛形；德國在保持機動政策的同時，加倍偏向于俄、法同盟；美國固然此時堅持中立，但逐步向英、日聯盟挨近。遠東地域由此成為年夜國博弈的一個核心。
二、皮名舉在哈佛年夜學的師承關系
皮名舉在博士論文的序文中起首感激了導師悉德尼•布拉德肖•費伊（Sidney Bradshaw Fay）傳授對論文的領導、批駁和提出。費伊是美國有名的交際史與德國史學者，在一九二八年出書了代表作之后任教于哈佛年夜學和耶魯年夜學，直到一九四六年退休，并在同年被選美國汗青協會（AHA）主席。費伊以研討第一次世界年夜戰的來源而著稱于世，其兩卷本的《第一次世界年夜戰的來源》是“一戰”史範疇的經典著作。費伊在書中從頭檢視了“一戰”的來源，成為最早挑釁德國負“一戰”迸發全責的傳統說法的美國汗青學者之一。他在書中以為“一戰”的迸發不克不及由德國零丁擔任——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三國協約和三國聯盟的構成與對峙是戰鬥的近因，薩拉熱窩事務后塞爾維亞、奧匈帝國和沙皇俄國的過錯應對是戰鬥的遠因，再加上軍國主義和平易近族主義在歐洲的影響、帝國主義的經濟競爭和列國言論的鼓動，配合展就了通往“一戰”之路。費伊的不雅點在兩次世界年夜戰之間發生了宏大的影響，轉變了那時歐美良多人對德國的立場。
費伊的研討範疇、學術不雅點和治學方式都對皮名舉發生了很年夜的影響。皮名舉的博士論文聚焦德國在遠東的殖平易近擴大舉動——強租膠州灣，以及繚繞這一事務所停止的年夜國交際博弈，屬于以德國為中間的交際史題材，綜合了導師費伊傳授的兩個研討範疇——交際史和德國近代史。費伊的成名作是關于“一戰”的來源這個熱點的學術和政治話題，膠州灣事務與其親密相干。“一戰”停止后，英國的汗青學者編纂出書了“一戰”迸發前十六年的英國檔案文獻匯編《關于年夜戰來源的英國文件，1898—1914》。“它以一八九七年德國占領膠州灣事務為開始，并且把這一事務說明為第一次世界年夜戰的開端。”而德國粹者則針鋒絕對，誇大“德意志帝國教學事在一切的交際辦法因其他列強的抵抗而掉敗后，才動用武力占領手腕的”，“列強對德意志帝國戰爭地介入瓜分中國的請求缺少誠意，這就迫使德國的引導層在必定水平上訴諸武力”。皮名舉在本身的博士論文中具體梳理了德國由最後試圖戰爭取得基地，再到后來采取“先占領，再會談”政策的全經過歷程，揭穿了俄國先是假意輔助中國，否決德國占領膠州灣，隨后攻其不備占領旅順、年夜連的虛假臉孔，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列強在事務中飾演的不但彩腳色，展現了膠州灣背后復雜的國際政治佈景，并沒有簡略地對德國停止片面的責備。皮名舉在膠州灣題目上的不雅點可以明白地看到其導師費伊的影子。別的，費伊《第一次世界年夜戰的來源》一書的凸起特點是大批應用了“一戰”的重要交兵國英國、法國、德國、奧匈帝國、俄國、意年夜利、塞爾維亞的官方交際檔案和出書物，以及列國年夜使與國際往來的交際電報和手札、列國引導人的日誌和回想錄、列國報紙上的文章等，真正把“一戰”作為國際性的事務來研討，具有很是扎實的史料基本和多國視角，所以其結論比那時東方世界瑜伽教室的良多研討都加倍客不雅中立。皮名舉的博士論文也以史料豐盛見長，除了應用膠州灣事務的直接當事國德國和中國的檔案文獻之外，還彙集和援用了遠東地域的重要好處相干國俄國、英國、法國、美國和japan(日本)的官方交際檔案，并應用了不少各當事國主要交際決議計劃者的日誌與回想錄。以多國的檔案文獻為基本停止扎實的交際史研討是費伊主要的治學方式，皮名舉可以說深得導師的真傳，傑出地完成了一篇尺度的交際史博士論文。
皮名舉在博士論文的序文中還重點感激了威廉•蘭格（William Langer）對他論文寫作供給的輔助。蘭格是哈佛年夜學汗青系有名的交際史學者。他重要的研討範疇是一八七○至一九〇○和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的交際史，并憑仗本身在該範疇的深摯成就被選為一九五七年的美國汗青協會主席。皮名舉博士論文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把膠州灣事務放在十九世紀末年夜國列強之間關系的年夜佈景下停止審閱，需求對十九世紀末的歐洲交際史很是熟習。蘭格傳授的研討範疇剛好可以或許給皮名舉的研討供給宏大的輔助，他在二十世紀三十年月初出書的那幾部歐洲交際史論著也是皮名舉研討的主要常識基本。再加上蘭格精曉德語，可以或許在德語世界的史料和論著方面為皮名舉供給無益的領導。蘭格之后對中國留先生所做的有關近代中國交際的研討一向都很是追蹤關心。徐中約在一九五四年取得哈佛年夜學博士學位，其學位論文是《中國進進國際大師庭，一八五八至一八八〇年間的交際》，并在一九六〇年支出“哈佛東亞研討”叢書，由哈佛年夜學出書社出書。蘭格作為徐中約的導師之一專門為這本書作序，他在序文中指出，中華帝國的交際史長短常主要的題目，但美國的學者由于遭到說話的限制，對其研討很不充足。令人欣喜的是：“現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中國粹生接收了東方史學方式的練習，他們已在出力研討這一題目。借助中文或日文史料及東方人的記載，他們曾經頒發了不少極具價值的研討遠東交際題目的專著，我信任我們將看到迄今為止這一嚴重掉衡的研討近況會早日獲得轉變。”如許的評價放在皮名舉身上也長短常適合的。
三、皮名舉與平易近國時代的交際史研討
近代中國處于數千年未有之年夜變局中，中國走進近代的一個主要標志就是開端與東方國度停止平易近族國度間的來往，慢慢進進國際大師庭。是以，近代中國的交際史是近代中國史最為主要的構成部門之一，成為平易近國時代浩繁學者追蹤關心的對象。由于交際史觸及中國與本國之間的來往，需求傑出的瀏覽外文史料的才能，以及對東方政治、法令和經濟的清楚，所以平易近國時代從事交際史研討的學者年夜都具有留學佈景。有不少學者在留學時的學位論文凡是都拔取與中國相干的交際史標題，好比鮑明鈐一九二一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年夜學完成的博士論文《中國對外關系：汗青與概述》，蔣孟引一九三九年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私密空間E）完成的博士論文《一八五六至一八六〇年的中英交際關系》，王繩祖一九三八年在英國牛津年夜學完成的碩士論文《馬嘉理案和煙臺公約》等。這些中國留先生的交際史學位論文為推進平易近國時代的交際史研討走向學術化與規范化做出了主要進獻。
皮名舉一九三五年在哈佛年夜學完成的博士論文也是此中之一種，他拔取了膠州灣事務這個對十九世紀末中國的外交與交際都發生了嚴重影響的事務停止交際史層面的研討。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將中國在山東的權益由德國轉交給japan(日本)，激起了中公民眾激烈的平易近族主義情感，迸發了有名的五四活動。受此影響，中國史學界盼望從史實方面來揭穿《凡爾賽公約》在山東題目上的汗青過錯及其對國際法準繩的違反。謝開熏在一九二〇年出書了瑜伽教室《二十二年來之膠州灣》，對一八九八年膠州灣事務后這一地域在德國、japan(日本)統治之下的狀態停止了剖析，批評了德、日兩國對中國停止侵犯和搶奪的實質，表白膠州灣的主權屬于中國。張鳳楨一九三〇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年夜學完成的博士論文《一八九八年以來的中德交際關系》體系梳理了膠州灣事務后三十年來中德兩國的關系，切磋了膠州灣事務對兩國關系發生的深遠影響。皮名舉對膠州灣事務的追蹤關心當然遭到了中國粹者在一九一九年后這種為中國在山東的權益正名的影響，並且他寫作博士論文的時光正值“九一八事情”后中國墮入新一輪平易近族危機之時，表現了他激烈的實際關心。
皮名舉博士論文的一年夜特點就是應用的一手史料極為豐盛，並且他還很重視對列國史料停止考辨，在論文的參考文獻部門對應用的一手史料的編輯情形和特色停止了詳盡的闡明，并且指出了史料的缺乏。對于博士論文重點應用的德方檔案《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年歐洲列國內閣的嚴重決議計劃：交際部交際檔案匯編》，皮名舉以為：“毫無疑問，這是關于占領膠州灣事務的最主要的德方檔案”，“可是關于德國與中國的關系，以及在北京的交際會談，除了多數破例，文獻要么不完全，要么完整缺掉，由於站在歐洲政治的角度，這些并不那么主要”。皮名舉除了對史料的優毛病有甦醒的熟悉之外，還重視史料應用上的均衡性。英國與德國這兩個“一戰”的重要敵手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月“呈現了一場借用汗青迷信手腕、繚繞戰鬥罪惡題目而睜開的‘檔案戰鬥’”。皮名舉沒有簡略地站在某方態度上措辭，而是同時應用了兩國的材料，盡量堅持史學研討的客不雅性，這與他的導師費伊傳授共享空間在“一戰”來源題目上的研討立場一脈相承。皮名舉固然留學美國，在東方國度交際史研討的學術語境下停止博士論文的寫作，但他沒有純真依附東方國度的交際史料，而是充足應用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月中國交際檔案大批出書的有利契機，在交際史論文中收回了中國的聲響。
平易近國時代的交際史學科真正構成的主要標志就是學者們將交際史研討學術化與汗青化。蔣廷黻作為平易近國時代交際史學科的奠定人就曾明白指出：“研討交際史不是辦交際，不是做宣揚，是研討汗青，是肄業問。二者決不成混雜為一。你如拿汗青來做宣揚，你不是汗青家，是宣揚家；你的著作不是汗青，是宣揚品。宣揚品也有其價值，或許很年夜的價值，但仍不與汗青同志。依我小我看來，此刻國人所需求的，與其說是宣揚品所能供應的情感之熱，不若說是汗青所能供應的常識之光。”皮名舉的博士論文就超出了之前的帝國主義侵華史范式，表現了交際史研討的學術化與汗青化。
皮名舉在結論中認可膠州灣事務標志著德國在遠東的帝國主義政策的構成，與英國粹者將“一戰”的來源追溯到膠州灣事務有類似之處。可是，皮名舉在研討中具體描寫了德國這種強硬政策構成的經過歷程，對俄國在此中飾演的要害腳色停止了客不雅的評價，并不只是簡略地訓斥德國的野心，也沒有把德國妖魔化。皮名舉同時應用國際史的視野，切磋了膠州灣事務對之后遠東國際關系新格式所發生的影響，提醒了年夜國之間在遠東博弈的復雜性，辯駁了英國粹者將一切國際危機的義務都推給德國的單方面性。別的，皮名舉也檢查了清當局在應對膠州灣事務中的得掉。他沒有簡略地站在品德制高點上訓斥清當局腐朽能幹與喪權辱國，在皮名舉看來，清當局最年夜的掉誤在于過火輕信與依靠俄國的輔助，所謂的聯俄抗德政策無異于開門揖盜，不單沒有禁止德國對膠州灣的占領，反倒使俄國借機侵占了旅順與年夜連，並且延誤了對德國采取有用辦法的機會，招致對德交際的徹底掉敗。皮名舉以扎實的多國一手史料為基本，摒棄了非感性的情感所得出的研討結論，禁受住了時光的查驗。
近十年來，中國史學界開端從頭追蹤關心膠州灣事務前的交際交涉，呈現了一批以原始交際檔案和當事人的日誌、函件為基本的主要研討結果，但其結論基礎上印證了皮名舉在博士論文中提出的不雅點。這些都充足闡明了皮名舉博士論文的學術價值，以及平易近國時代的交際史研討所到達的學術水準。